论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对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

悠悠农业，人类生存与发展之本。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科技水平和文明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在长时间的实践与思考中，我国先民集思广益，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农业遗产，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久远厚重的农业文明烙印，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就约等于农业文化。

当前我国已是科研与制造业大国，但中国的大学一直未能进入世界前列，尤其是占我国大学重要一席的农科院校更是如此。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是我国多所重点农科院校的建设目标。然而“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证明，大学精神文化是造就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1]中国的许多大学虽然在实验室、高楼、学生规模硬件等指标体系上达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准，但是在文化建设方面依然差距甚远。纵观世界一流大学，多是历史悠久的老牌名校，文化传播和学术传承始终是其两大支柱，它们传承与发展的动力在于弘扬本国优秀文化，从而实现引领社会文明发展思潮与方向的大学核心功能。

因此，我国的农业院校在建设世界一流农大的征程中，必须以传统农业文化为基，奠定自己的内涵与发展方向，在弘扬本国优秀文化的同时走向世界，掌握更多话语权，引领21世纪的全球中国风。

一、从文化传承说起

大学具备四大功能:科学研究、教书育人、服务社会与文化传承。文化传承可以说是四大功能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传承的表现之一就是学术传承。只有良好的学术传承、科学传统，才是长期保持国家科技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近些年我国高度重视学术传承的研究，如2010年启动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2011年启动的“中国科学家学术谱系研究”等重大项目就是例证。“学术谱系是通过传承学术内容和学术精神，培养新一代一流人才的群体，而不仅是一个领军人物。”[2]中国向来不缺乏世界级别的学术大家，尽管我们并没有在诺贝尔奖项上有傲视其他国家的建树，但是中国却很少具有体系鲜明的学术谱系，一流人才总是零星、偶尔或偶然出现。要改变这种后继无人的局面，归根结底要建立规范、正统的学术传承。

所谓的学术传承，不单包括我们通常说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承诺，还包含价值和道德承诺[3]。笔者甚至认为价值和道德承诺更为重要。学术理论与学术资源的传承固然重要，而思想观念与学术风格的传承更加无法替代。正因此，学术传承不单从广义上属于文化传承(学术本身属于文化层面)，在狭义上，也因为学术传承中价值、道德等传承的重要性，是为文化传承的一部分。

除了中国大学最为关注的学术传承之外，文化传承的内涵和外延极其广泛，却很少为中国大学所关注，于是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始终难以缩小。我们在独立精神、特色理念、学术自由、创新精神等方面与世界一流大学存在着相当的差距，这不是能够单从短期的科研成果数量上能弥补的。没有文化传承、科学传统，大学就如同无本之木，即使揠苗助长取得了一些成绩，其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必然出现。

如今的“钱学森之问”与早年“李约瑟难题”一样引起了多方的重视，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大学对时间短、见效快的科学研究投入巨大，对看不见、摸不着的传统文化传承关注不多;对科研型人才、硬件工程极其关注，对课堂教学、人才培养用力不足;只重视支柱学科、优势学科人才的发展，忽视非支柱学科、非支柱学科人才的培育。概括起来，是以人为本理念落实中误入“困境”、“建设存在片面性”、“协调性发展不够”、“短视性发展明显”[4]463。针对种种弊端，首先，要改进对各类创新人才及其成长规律的认识;其次，对于各类人才都要一视同仁，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并举;再次，摆脱急功近利的心态，不要通过硬性量化指标损害创新人才的成长;最后，要在隐性、软性、长远性、内涵性指标方面加大投入力度[4]470。只有在文化建设的土壤中培养纯学术的大学之风，摒弃世俗势利的干扰，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梦才会不期而至。

此外，我们必须用自己的传统文化构建世界一流大学。“西方中心论”理论不仅认为西方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具有领导世界的前瞻性价值，西方模式是最好的，也认为西方走过的道路是其他国家的必经之路。“西方中心论”体现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方面，就是我国的不少教育工作者认为只有向西方学习，才是建设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捷径。事实上“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5]不惟北大、清华如此，作为我国高校重镇之一的农科高校更应如此。

文章来源：《中国农业文摘农业工程》 网址: http://www.zgnywznygc.cn/qikandaodu/2020/0718/3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