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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文摘丨世界遗产保护中“社区参与”思潮给

来源:中国农业文摘农业工程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05-29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住区》2016年第3期 世界遗产保护中“社区参与”思潮给中国的启示 徐 桐 摘要: 在世界遗产保护领域,社区作为遗产价值传承和保护管理体系中核心参与者的角色在日益得到认同;同时

《住区》2016年第3期

世界遗产保护中“社区参与”思潮给中国的启示

徐 桐

摘要:在世界遗产保护领域,社区作为遗产价值传承和保护管理体系中核心参与者的角色在日益得到认同;同时,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实践中也已经有了对“社区”关注的探讨和尝试。本文试从2015年7月份德国波恩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通过的“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策略草案”,及世界遗产保护状况和申报审议环节的一些案例中体现的“社区”角色,探讨其对中国的启示。

关键词:遗产保护、社区参与、可持续发展、保护管理体系

2015年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通常简称《世界遗产公约》)已经三十周年,这三十年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在经历了以《威尼斯宪章》被引介进入中国、1987年首批5项文化遗产和1项混合遗产登录世界遗产名录,在世界遗产中心和国际组织的协力推动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了同国际保护理念的快速接轨。进入新世纪,以《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发布为代表,中国尝试将国际保护准则同中国文物古迹保护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符合中国文脉的文化遗产保护行业规则初见成效。近十年,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越来越快,截止2006年,前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共1268处,2006年第六批新增1080处;2013年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国保单位数量增长到4295处。

此外,三十年的发展使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视野也从早期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拓展至“文化景观”、遗产运河和文化线路等新类型的遗产保护领域。

自2010年经中国国家文物局批准进行《准则》修编工作以来,国家文物局重点关注的“传统村落”、“乡土遗产”的价值认定、以及文化遗产在保护的同时成为社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成为新的遗产保护热点。这一方面源于750处国保单位规模(截止2001年)下仅依靠国家投入和行政管理的模式需要改变;此外,国际遗产保护理念的发展以及诸如长春一汽等工业遗产、景迈古茶园等农业遗产,以及传统村落等活态遗产,乃至一部分已经丧失原有功能,但难以通过建立博物馆等传统方式进行展示利用的文化遗产,其社会价值如何体现,也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难以回避的问题。在这个角度下,世界遗产保护的一些案例对中国有启发意义。

1. “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议题”推动下的“社区参与”热潮

社区在遗产中的角色一直是国际遗产保护领域的热点,早在1962年教科文组织第12次大会通过的《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中便明确指出:“12.景观和遗址的保护应通过使用以下方法予以确保:……(6)由社区获得遗址”。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第5条也明确要求缔约国“通过一项旨在使文化和自然遗产在社会生活中起一定作用,并把遗产保护纳入全面规划计划的总政策”。此后直至现今,社区一直是各种宪章、宣言的常见关键词,2007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世界遗产的战略目标”从《布达佩斯宣言》的“4C”上升为“5C”,增加了“社区”概念,强调当地民众对世界遗产及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在世界遗产保护领域,新一轮的“社区在遗产中的角色和作用”的热潮起源于2010年左右开始的一系列会议讨论及宣言成果,其出现的大背景为2012年6月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UN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UNCSD)。在此国际议题下,2012年11月在日本京都举办的《世界遗产公约》40周年纪念大会主题定为“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当地社区的角色”(WH&SD: the Role of Local Communities),按照此前一年通过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遗产作为发展动力的巴黎宣言》引文中的描述,这一主题的意义形容为“这一目标首先着眼于全球化对于社区和遗产的影响,并确认除了保护遗产之外的遗产使用、推广与提升、其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被应用于当地社区及其参观者的利益保障,并最终衡量遗产及其价值用于启发和构筑明日的社区的作用,以抵抗全球化的负面作用”。

2014年,《奈良 20》继承了《奈良真实性文件》强调“社区”在保护中作用的基本精神,并基于20年遗产保护实践总结出的利益相关者的“复杂性”,其相关表述更加具有遗产保护管理的操作导向性。《奈良 20》呼吁“拥有权威的群体”应努力将所有利益相关者纳入遗产认定和管理,以及遗产资源利用过程中特别是“声音弱小的群体”,且遗产的专业人士应当将研究和决策制定的参与范围扩展到“能够影响遗产的社区性事务”之中。

2015年6月29日下午,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了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策略草案”(39com.5D- Daft Policy),将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归纳为四个要素:环境可持续性(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社会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Social Development)、经济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Economic Development)、和平与安全(Peace and Security)。

从“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的议题分析,当今世界遗产保护届,遗产地的保护管理不仅仅局限在遗产物质载体安全性这一技术层面的保障。按本届遗产大会遗产地保护状况审议环节中文化遗产咨询机构发言时表达的观点,过去四年保护管理的挑战愈加复杂;影响遗产地突出普遍价值,甚至是物质载体本身安全的因素大多来源于环境、社会及经济的影响。应当以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审视,在制定保护管理规划时将遗产地社区、遗产地生态和文化多样性,遗产地经济发展、环境安全等一并纳入统筹考虑。

现在咨询机构审议世界遗产申报项目,以及已经登录的世界遗产项目的保护状况时,位于世界遗产范围内甚至周边的社区能否参与到遗产保护管理之中,可否从中受益已经成为从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角度重新审视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普遍做法。

在欧洲第二轮定期报告:十项核心建议1也采用了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将以社区为核心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作为保护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核心措施之一,其建议(图1):

第1条:确保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清楚世界遗产的状态并理解其内涵 -

让当地社区和整个公众参与其中;

提供遗产及其突出普遍价值的清楚信息;

公开透明地交流核心区和缓冲区的划设意义。

第8条:强化社区推广战略并保证社区分享世界遗产带来的收益 -

让社区居民通过“参与”遗产地决策的相关过程而获得权力;

管理体系中加强社区宣传推广;

建立世界遗产相关收益的伙伴共享关系。

图1/欧洲第二轮定期报告:十项核心建议

2. 世界遗产视角下“社区”在遗产保护中的角色

2.1. 社区作为遗产价值承载者

在一些遗产地,特别是对自然与文化遗产结合密切的遗产类型而言,本地文化是遗产的重要价值组成,在这些遗产地中,当地社区往往是遗产价值的承载者。而从遗产地本身可持续保护角度看,是否认可其保有的传统知识、技能、信仰等本地文化为遗产地突出普遍价值的重要部分,从而在遗产地保护管理策略和规划中使承载上述文化的社区从中持续获益,进而增强其对抗全球化、商业化冲击时的“文化弹性”,将直接影响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本身的可持续保护。

而这类通常具有活态特征的遗产,当地社区是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首要利益相关者,在遗产地提名、申报、评估、保护管理、监测和报告中,其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均应得到充分保障。而在世界遗产申报与审议的实际操作中,这一条也被当作咨询机构和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估审议的标准之一。

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诞生的牙买加第一个世界遗产蓝山-约翰·克罗国家公园便是符合上述特征并在申报过程中充分保障当地社区知情权、参与权,进而得到咨询机构和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可而成功申报的典型案例(图2)。蓝山-约翰·克罗国家公园位于牙买加东南部崎岖广袤的森林地带,并由于这种地形首先为逃避奴隶制的土著--泰诺人(Tainos)提供了庇护,之后又为已经被奴役过的马卢人(Maroons)提供了庇护,这些社区在逃避欧洲殖民体系过程中,在这一与世隔绝的地区留下了一系列的踪迹、躲藏地和定居点,这些形成了“南茜村遗产线路”(the Nanny Town Heritage Route)。这一区域的森林提供了马卢人生存所需的一切,也因此马卢人和其所处山脉环境形成了强烈的精神联系,这一精神联系至今仍然能够通过注入宗教仪式、传统医药和传统舞蹈等非物质遗产得以证明。

图2/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现场牙买加“蓝山-约翰·克罗国家公园”登录世界遗产后社区代表致辞

此外,这一遗产地同样也是加勒比群岛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代表,拥有众多的植物种类。2011年第3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蓝山-约翰·克罗国家公园曾经按照自然遗产标准(ix)和(x)申请世界自然遗产。当时咨询机构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给出了“推迟列入”(Deferral)的决议,认为缔约国在申请文件中对上述马卢人与山脉之间精神联系,以及留存下来的躲避奴隶制的文化遗存的文化价值阐释不足,在管理中对当地马卢社区代表的参与权保障不足。在委员会决议中要求缔约国牙买加“深化比较研究以确定此项申报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与马卢族(Maroon groups)相关载体的见证关系”,“要求将马卢社区的代表纳入到管理框架之中”。4年后的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牙买加再次将这一项目提交到了咨询机构和世界遗产委员会,并按照标准(iii)、(vi)、(x)得以顺利列入。

再次申报后的评估中,咨询机构和世界遗产委员会同样积极评价了其保障马卢社区在遗产地保护管理中作用的措施,“遗产地管理充分考虑了自然与文化价值间负责的遗存关系,并且保障了马卢社区在遗产地及其管理中的积极活动”,“将马卢社区的生活纳入保护与管理之中保证了此社区与其遗产间的联接关系的持续,也帮助国家机构成功地将此遗产地托管给当地社区照看”。

除了“蓝山-约翰·克罗国家公园”,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的其他遗产地社区传统知识、技能、信仰等本地文化为遗产地突出普遍价值的重要部分的文化遗产中,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区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重要参与者的理念也得到了咨询机构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认可,例如强调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七项文化景观。这些案例中,当地社区都是世界遗产地突出普遍价值的承载者,当地社区的可持续性发展将会增强遗产地抵御全球化、商业化等文化侵蚀时遗产地的文化弹性;反之,社区发展存在脆弱性,甚或在不远的将来丧失其传统文化、知识、信仰或者生活生产方式,都将损害遗产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从而损害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

2.2. 社区作为保护管理体系中的“利益相关者”

在更多世界遗产地中,当地社区不一定承载着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然而其仍然是直接关系世界遗产地可持续保护和传承的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当地社区能否充分理解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及其承载要素决定了其在发生与世界遗产相关活动时的行为模式。通过充分宣传教育,使当地社区理解和尊重世界遗产,赋予其参与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权力并给予正确引导,同时在不损害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前提下,尊重并帮助提升当地社区管理世界遗产地的传统方式,创造条件支持当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通过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为当地社区创造就业和发展机会等,回馈收益将会正向刺激当地社区积极参与世界遗产地的保护管理进程。

作为蒙古国传说中成吉思汗出生和埋葬之地的蒙古族萨满教及佛教圣地“大不儿罕·合勒敦山及其周边的神圣景观”,在遗产地保护管理上有着传统的方式,特别是作为当地社区的信仰中心,本身不允许在遗产地进行开发、挖掘或者打猎等行为,从而弥补了咨询机构对其保护管理措施中现代规划与法律保护管理上尚存不足的质疑。

此外,在近年的世界遗产大会现场,经常会出现诸如上述蓝山-约翰·克罗国家公园申报成功后邀请当地社区代表表达感受的场面,成为社区作为保护管理体系中重要“利益相关者”,获得保护管理机构赋权的证明。

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德国卡洛林时期建筑和科尔维城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后,教堂产权人和庄园产权人代表现场致辞(图3):“这个遗产中的教堂从1200年前就已经有了传教士的祈祷活动。我们将继续将这项遗产保存到下一个两千年”;“我的家族已经对这片土地有着200年的拥有和管理史,而教堂更是有着1200年的历史了,我们有信心和经验保证这项遗产的持续稳定保护与管理,直至交给下一代手中。这次登录成功保证了这项遗产的继续保护和公益性利用,我们作为产权人保证会和遗产管理机构一道将这项遗产保护与管理好”。

图3/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现场,德国“卡洛林时期建筑和科尔维城”登录世界遗产后社区代表致辞。

而在自然遗产中,社区同样作为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利益相关者,其基本发展权的保障,参与遗产地保护管理的权力的保障,以及能否从世界遗产保护中获益等也是咨询机构和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估申报世界遗产项目的重要方面。

3. 总结

在国内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和研究中,有将传统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作为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或信息类价值,将社会价值(包含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等当作衍生价值的讨论。从“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策略草案”设立的总体原则和基本要素看,保证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大体仍然指上述“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而发挥世界遗产在可持续发展中作用的要求更多是对社会价值(包含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等方面的要求。

在中国,将“社区”纳入遗产保护管理工作也已经成为共识,特别是对于仍有社区居民生活在其中的“活态遗产”。2015年发布的修编版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第1条的阐释中,便将与社区相关的遗产类型保护中“社区”的角色与作用进行了明确的说明:“许多文物古迹类型,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文化景观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信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它们呈现出“活态”的特征。……文物古迹所在社区的参与,是这类文物古迹保护的基础”。

上述条款指的仍然是“社区”作为遗产价值承载者所需要的“参与权”,从“世界遗产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遗产保护管理、经济收益甚至通过补偿机制使社区持续收益是参与权之外,管理者和规划策略制定者需要明确解决的,特别是对于此类具有活态特征的遗产,许多时候需要公共政策弥补市场机制调节带来的对当地社区的不利影响。

此外,对于许多已经丧失活态特征的文化遗产、以及自然遗产,如何发挥其社会价值,使遗产地范围内及其周边社区,社会边缘群体能够积极参与遗产地可持续保护同样是保护管理制定时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51408334/E080102)。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本次发布版本略有改动。

徐桐,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讲师。

文章来源:《中国农业文摘农业工程》 网址: http://www.zgnywznygc.cn/qikandaodu/2020/0529/3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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